金融科技下半场,严监管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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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群

近日,蚂蚁集团被停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技术监管讨论。

11月11日上午,中国银监会副主席梁涛在21世纪亚洲金融峰会上再次表示,金融技术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金融活动应当依法全面纳入监管,类似业务和主体应当平等对待。只要从事类似金融业务,就应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内接受一致的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遵循相同的业务规则和风险管理要求。

同时,梁涛认为,要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密切关注数字转型带来的新风险,特别是网络安全、数据保护和市场垄断等风险挑战,建立和完善更适合数字时代要求的涵盖业务、网络、技术和数据等各个领域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在任何时代,金融创新都必须有风险意识。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科技公司,只要参与创新,企业就必须有风险意识。”北京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文忠在峰会上指出,很多人认为金融创新消除了风险。从历史上看,没有任何金融创新降低了风险,需要更强有力的制度和机制来抑制它们。金融机构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尊重基本规则。

纵观金融官员近期的言论,对金融技术的监管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鼓励金融创新到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数字化转型是一场持久战

长期以来,经济数字化转型离不开相应的金融数字化转型。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金融业已经从金融电子化和金融流动性向金融数字化转变。在这个转型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金融业带来了技术优势。与此同时,银监会副主席梁涛清醒地认识到,金融数字化转型必然充满艰辛和挑战,是一场“持久战”。

针对金融数字化转型,梁涛表示,银监会始终坚持审慎、普惠的监管方向,引导银行和保险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稳步探索金融技术的应用和模式。疫情爆发后,鼓励银行和保险机构利用好科技手段,提高网上金融服务效率,优化和丰富“非接触服务”渠道。

总体而言,梁涛认为,中国金融数字化转型仍处于发展初期,一些机构的顶层战略和实施有待加强,数据治理能力有待提高,客户体验有待改善。金融技术与金融机构自身系统的兼容程度、产品与业务的融合程度还有待挖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风险也需要密切关注。

下一步是什么?梁涛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支持金融技术发展,加快金融数字化进程,优化客户体验,提高服务效率。同时,要密切关注金融技术的影响,做出前瞻性安排,确保市场公平和金融稳定。

因此,金融企业在积极拥抱金融技术、加强数字化应用的同时,也要坚持金融发展的基本规律和金融监管的原则。

对此,梁涛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

一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

第二,坚持风险底线原则。

然而,大型科技公司对金融业的不断渗透,使得金融业非常迫切地需要金融数字化转型,但转型不仅仅是技术转型,而是

梁涛认为,在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应做好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名单管理和对合作伙伴的持续监测,并做好风险管理和控制。

一方面要落实主要责任。金融机构是自身风险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不得外包信息技术管理职责,不得外包与战略管理、风险管理、内部审计等信息技术核心竞争力相关的职能;

另一方面,要坚持风险判断的独立性,严格执行独立风险控制原则,独立开展客户准入、风险评估、贷款审批和贷后管理。

事实上,以上梁涛提到的两点,都是当前联贷存在的隐患。因此,在蚂蚁集团上市前夕,银监会和央行联合推出了网上贷款新规,对网上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业务范围、联合贷款等做出了新的规定,迫使蚂蚁集团暂停上市。

巴塞尔协议永远不会过时

除了梁涛的讲话,范文忠的讲话也很有代表性。

北京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文仲

范文忠原是银监会国际部主任,后成为北京金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在央行出台的金融控制集团监管措施中,首批试点企业包括代表地方金融控制集团的北京金融控制。他对金融技术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国有金融控股集团的态度。

范文忠认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全球金融发展正在经历一个剧变的历史时刻。中国有望在这轮金融创新中走在世界前列。

在许多重要的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金融和经济大国。例如,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产品生产国、最大的货币交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最大的银行市场,拥有世界十大银行中的四家。

所以范文忠说,中国的金融创新有很好的经济金融基础。特别是目前以大数据、支付、征信、数字资产交易为代表的金融基础设施,将是未来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对此,范文忠表示,中国有制度和制度优势。“如果我们将这种技术基础设施与金融部门的“能源”和“电力”、金融城市的“高速公路”和“地铁”相比较,中国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有非常强的后发优势。”

他提出,金融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由政府规划,由社会机构和市场机构共同建设,由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机构运营,最终由公众和所有企事业单位共享。这些金融技术基础设施是未来金融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中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将引领金融创新。

关于巴塞尔协议,范文忠认为,目前专家和机构对它有一些误解,大家都认为它已经过时,但它是在总结以往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

他强调,巴塞尔协议最根本的解释是“你有多少钱,你做多少生意”。任何金融机构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个要求,这个原则永远不会过时。

“如果一个机构或资产的估值脱离现实基础,使用各种金融创新语言导致杠杆率过高,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泡沫,引发系统性风险。”范文忠指出,中国金融体系的规模仍在上升,业务的复杂性也在上升,这需要更完善的制度和监管规则来抑制风险。

此外,他还指出,金融不仅要降低交易成本,还要减少金融体系的阴霾。许多金融创新表面上降低了交易成本,但实际上延长了交易链。

以全球金融危机为例,范文忠强调,这一深刻的教训不应忘记。危机前,西方金融机构将一项拥有多项资产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打包出售给不同的投资者。从表面上看,发行人不再承担风险,但风险仍然存在于金融体系中。

而且随着交易链的不断拉长,最终投资者离初始标的资产越来越远,增加了整个交易的不透明性。同时,发行人认为新增贷款可以打包转卖,信贷资产质量审核大大放宽,增加了道德风险。

很多人把美国次贷危机中的这个游戏和蚂蚁集团之前的借贷模式联系起来。

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2019年8月10日,原重庆市市长黄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论坛宜春会议上,打破了蚂蚁集团此前的借贷秘密——。30多亿资产怎么贷3600多亿?

其实就是用30多亿元向银行借款,形成90多亿元的资本规模,然后去资本市场用ABS(资产证券化)40多次,形成3600多亿元的贷款规模。最后蚂蚁集团被迫通过监管限制周期数,被迫改为联合贷款模式。

最后,谈到金融监管,范文忠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要用金融职能和风险监管取代机构名称监管;

第二,按照系统重要性维度进行监管,把握鼓励金融创新与促进风险防范的平衡;

三是防止核心社会资源垄断。